第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不平等问题加速恶化。

从发达国家来看，20世纪初，西欧和美国前1%高收入群体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0%和16%；进入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下降到不足10%。这种现象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其中一个关注的重点领域就是西欧和美国在这几十年中用什么方法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哪些因素会对收入不平等造成影响。分析讨论的因素包括战争、经济危机以及福利主义，其中福利主义是解决过去100年中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政策。高累进税率、国有化和资本管制政策影响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变化，而对教育的持续投资和社会转移支付的增加显著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然而现在的学者在诠释过去100年发生的变化时，发现政治层面的因素也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重要和复杂的影响，比如西欧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40年代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德国纳粹和整个西方世界对犹太人的迫害，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主义思潮、福利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于大资本家的冲击。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再次加剧。美国和欧洲前1%高收入群体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8.5%和7.5%持续上升到2018年的19.8%和10.4%。这一长达40多年的变化导致发展经济学中一个经典规律的颠覆，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似乎不成立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认为，人均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将在长期中呈现出倒U形变化，即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将很低；随着收入的增长，基尼系数将快速上升；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随着收入的增长，基尼系数会持续降低，达到繁荣与和谐并存的理想阶段。该理论总结的核心样本是欧美国家，并认为这些国家由于现代化已经完成，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会引发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但这种理论推演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典型事实严重冲突。

第二，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在发达国家中重新加剧，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恶化，但是这种同步恶化的趋势中却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中间阶层空洞化和中产阶层的消失可能是收入分配的新特征，传统的社会安全网和扶贫政策难以防止收入分配的恶化。

从20世纪80年代全球收入分配来看，1980年世界前1%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的16.3%，2016年该比例达到20.4%。1980年5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的8.0%，2016年该比例为9.7%。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体居民收入的比重都同步增加，同时总体基尼系数同步提升。这表明收入为51% ~ 99%的中间阶层的收入占比从1980年的75.7%下降到2016年的69.9%，中间阶层的收入被严重挤压，部分中产阶级消失了。这一特征事实说明，如果不对中产阶级空洞化和中等收入群体被挤压的现象采取足够的对冲政策，简单通过传统福利主义来补贴底层并不足以弥补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扭转中间阶层收入被严重挤压的态势，进而无法有效降低基尼系数。

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挤压是一种常态化的现象。在过去40年中，中间挤压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但是在最近20年，转型期国家和新兴国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比如俄罗斯前1%高收入人群所获得的收入占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仅为4%，到21世纪则上升到20%以上，收入最低的后50%人群收入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31%下降到21世纪初的10%，但最近15年来又上升到17%，这意味着中间阶层比重在21世纪受到的挤压较为严重。

第三，世界各国的高收入阶层提升的速度较为趋同，但低收入阶层却出现了明显分化。在过去近40年里，在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浪潮中，高收入群体特别是顶级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急剧上升，成为全球收入分配最显著的特征。

例如，美国顶级的0.1%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从1980年到2016年增长了650%，欧洲同期也增长了200%，但低收入人群的占比却在不同国家出现明显分化。例如，巴西收入最低的50%群体，其收入占比从1990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12.3%，中东从7%上升到9.6%，南非从11%上升到12.1%，而印度却从22%下降到14.9%。这种分化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更取决于收入分配和福利体系的差异。

第四，财富分布差距也开始迅速增长，财富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开始快速加大。自1980年开始，各国财富基尼系数快速攀升。

例如，2016年美国财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85.9%，巴西达到83.2%，英国达到73.5%。全球顶级富翁财富积累速度快速提升，导致全球财富与收入比从20世纪50年代的200% ~ 350%提升到目前的400% ~ 600%；最为明显的就是全球创新中心、全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美国与欧洲，顶级富翁的财富提升速度十分惊人。《福布斯》财富榜统计，世界前500强的财富在1987—2017年年均增长速度为8.9%，而整体人群增长速度仅为2.7%。财富的基尼系数目前也很高，财富不公平问题比收入不公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值得关注。

按照马克思的传统逻辑，对资本的占有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核心原因，但现有研究发现财富只是收入分配长期变化中的影响因素之一，并且这个因素在“二战”后开始有所削弱。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激进方法包括节制资本、扶助劳工等，但现在有几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财富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中的决定性作用发生了变化；二是资本家内部财富的两极分化程度远高于穷人，即前0.1%与1%、前1%与前10%之间差别非常大，资产阶级出现明显的两极化。因此我们所说的节制资本到底是节制哪一种资本？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另外，资本的形态也呈现多元化，是传统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还是金融资本，抑或是数字资本？

19世纪末期提出的节制资本、扶助劳工的思想到目前已经越来越模糊，很难精准化。

第五，工资差异出现大幅度上升，特别是在创新型国家。工资最高10%的人群所占工资份额在21世纪以来全面提高，而美国高收入人群中的工资收入份额也逐年提高。与此对应，工资收入成为主导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传统财产性收入差别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例如，美国工资分布的低端不平等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而工资分布的高端不平等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主导着工资分布总体不平等的变化。这意味着，工资不平等的上升主要是高工资人群工资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跨国公司高管的收入奇高，而大部分拥有股权的人并不十分富有，工资性收入成为主要因素。

第六，税收等再分配手段在调节不平等中的作用全面下降，甚至一些再分配工具成为不平等的来源之一。

从全球视角来看，1990—2017年主要富裕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从20世纪初非常低的水平逐步提高，在20世纪50—70年代达到最高水平，之后又大幅下降。而最高边际税率的下降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呈现强烈的相关性。基于OECD（经合组织）20世纪7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分析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最高边际税率下降2个百分点，收入最高1%群体的税前收入份额上升1个百分点。德国、西班牙、丹麦和瑞士等没有大幅削减最高边际税率的国家，都没有出现最高收入份额的增长。相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大幅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的国家，其收入最高1%群体的收入份额都大幅增加了。

第七，对高收入群体征税越来越难。用传统的方法征税，会发现高收入群体税率在过去40年大幅下降。巴菲特曾说他的税率比一般白领低得多，所以奥巴马曾提出“巴菲特税”。对高收入群体征税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产者、富人以及具有创新能力的主体可以利用如平台经济、跨国公司、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方式让传统的“劫富济贫”征税模式化为乌有。另外，由于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各国政策对资本和创新者更为有利。所以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全面下降，这种情况很难由一个国家独自解决，需要国际税务合作。

（文章来源于百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