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作为世界大国而崛起，对此必然会引来不同的眼光。有的人会以欣喜的眼光注视，希望崛起之路走好；有的人会以狐疑的眼光审视，认为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老故事；有的人则以敌意的目光警觉，企图以各种理由或方式来迟滞这种崛起。无论如何，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已经走了很长，现在终于能够看到了曙光。那么，在剩下不多的最后一公里，中国经济的崛起还会面临哪些不测风险？眼下议论最多是企业和政府债务杠杆过高等金融问题。其实，就长期观察而言，金融风险始终不是中国经济最致命的问题。从现在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2049年）计算，离中国完成大国梦想还有33年。在这三十几年中，如果中国经济顺利崛起，未来需要避免的是陷入四种状态：经济结构升级陷入停滞，经济改革陷入胶着，国际合作空间陷入对峙，国民经济陷入军备竞赛。

防止经济结构升级陷入停滞状态

停滞这个词是没人认可的，也不会赞成，但是实际上却有可能发生。原因在于：

其一，后发国家的经济优势之一在于可以节省发展成本，但是越往后面发展成本优势越来越弱，升级难度也越来越大。在崛起初始状态，因为生产技术大量从发达国家引进复制，生产流水线全套引进，因而发展成本大大节省，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可是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竞争优势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转让出去，因而当后进国家把复制引进技术利用到极致之时，一切就停滞下来了，后进国继续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地位。如果后发国家要求进一步发展，需另辟蹊径。

其二，结构升级必然带来利益冲突，且冲突会越来越大。在经济崛起之初随着产业发展以及产业链的形成，产业价值链以及附着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利益集团开始形成。但是当新的产业产生、发展并形成新的产业链时，原来的产业价值链会遭到损毁和冲击，既有的利益集团将会抱团反击。这几乎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升级进程中出现过的景象。如果说谁的声音大谁的利益就获得更多照顾的话，那么一般说来传统产业人多势众必然会得到更多的同情与支持。这样的结果直接迟滞了经济结构升级的步伐。

其三，经济结构升级取决于多种外在于经济的条件而不是经济本身，而这些条件不是现成的。因此在没有这些条件的具备之前，结构升级也就是说说而已。

加速经济结构升级是推进经济大国崛起的必然途径。所谓一些后进国家的“中等收入焦虑”、“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经济结构升级停滞问题。一旦结构升级停滞，依附在产业链条上的收入也就停滞。因而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打破这种“结构升级陷阱”。历史经验表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到了50年代末却停滞下来，以至于苏联在太空登月计划方面远超美国。之后美国加大了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并将落后的制造业产能向亚太地区转移，从而在70年代顺利实现了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结构升级。但是到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又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遭遇挑战。为此美国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战略，再一次提升结构转换，在90年代实现了战后第二次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美国经济因为金融服务业发展失控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而陷入困境，危机之后重振制造业作为经济结构升级的主旋律。从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看，美国经济在1950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六十多年过去依然保持第一。在80年代初日本经济曾经一度接近于这个位置，但是始终未能超越，原因就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升级不固步自封，始终走在结构升级的前列。就此而言，中国经济要顺利崛起，必须始终把经济结构升级作为目标，调动一切力量推动经济结构升级。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处在关键转换阶段：大批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大批新兴产业供不应求，却还出现部分新兴能源如风能过剩的怪现象。传统产业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是新兴产业不能顶替传统产业退出的增长空间。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崛起之路就可能会停滞下来，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觉的。

防止经济改革陷入胶着状态

过去中国经济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不断对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除旧布新。现在几乎没有人反对改革，但是随着疾风暴雨式的改革时代结束，中国进入到了精雕细琢式的改革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再需要从根本上去怀疑和动摇中国经济的制度根基，比如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企业制度，宏观调控的国民经济管理制度。因为这两个根本制度已经是经过实践检验、考验的合理有效制度。但是这些制度还没有达到理想完美的程度，还需要继续细化完善这些制度。这表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越改越难。因此既不能冒进也不能退缩，需要小心翼翼，精雕细琢，不能出现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和遇到困难就止步不前的情况。

推进制度改革需要一些机遇和条件。第一，需要中央顶层设计，以指导改革推进和控制改革节奏，防止地方乱改乱为。第二，需要基层实验，一切改革方案都需经过试点，这是中国制度创新成功的重要经验。第三，需要把握改革时机，顺势而为。如果方案合理但是推出时机不对，就是鲁莽行事；反之，当制度弊端以矛盾冲突方式大白于天下时，不及时推出改革则是贻误战机。第四，需要始终把握住改革目的和判断改革成功的标志。过去邓小平讲判断改革成功的是“三个有利于”，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讲促进综合实力提高和人民获得感增强，这都是重要的评价改革标准。

防止国际经济合作陷入对峙局面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积极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这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了巨大红利。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也已经引起了其他经济大国的警觉。中国没有因为加入WTO而失去经济竞争力，相反赢得了更强的经济竞争力，以致美国开始高调宣示对我国这种强大经济竞争力的防范与抵制。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就是这种防范与抵制的具体行动。美国总统直截了当地说，不能让中国书写国际经贸规则。其意图十分明显，但也是第一经济大国的正常反应。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应对，是针锋相对联合几个国家搞一个对立的区域经济协议组织呢，还是参与其中并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回顾历史，我们今后还应当继续推行全方位的国际经济合作。对于明显排斥中国加入的区域性经贸组织，不采取节节对抗的策略，而应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可以接触，可以谈判加入，可以将直接有损我国核心经济利益的条款列入敏感项目而例外处理，力争在多数共识条款方面达成一致。我们应该有一种自信：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是所有谈判的筹码和前提，一切制衡中国的区域性协议都难敌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因此，除了我方主动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经贸新关系新秩序之外，还应该对其他国家、其他国际性经贸构想和倡议给予积极响应。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不对峙、不对决、不树敌，是崛起之路的积极态度。

防止国民经济陷入被动军事化

第一，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必然会打破既有的大国格局，引发利益激烈冲突。在没有经过调整和适应的国际秩序约束框架下，这种冲突会依照逻辑演化把国民经济推向军事化，其结果可想而知。国民经济军事化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大国崛起逻辑，中国不奉行帝国主义，不会按照这个逻辑行事。可是别的国家不这样想，如果依照这个逻辑对付中国，这样麻烦就来了。

第二，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遇上了自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世界经济危机，眼下这场危机带来的后果还在持续发酵之中。依据历史经验，大危机之后是大治理，但同时也是极端主义势力崛起之机。为应对极端主义势力崛起，各国都会较之以前强化国民经济安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可能性上升。

第三，中国大国崛起与苏联大国崛起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都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过去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将双方都带入了国民经济军事化。今天，劳动力资源被军事行动占用的意义已经大大降低，但经济资源被军事行动占用依然是值得关注的。应当明确，国民经济军事化不是中国大国崛起的选项，但是如何避免外部势力强加在中国身上的国民经济军事化却是选项。

谈起中国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历程，人们总是提到中国抓住了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个红利对中国的确是大礼包，但是不能忽略第四个红利：和平红利。自1979年以后中国再也没有遇上过战争，这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打了五场战争形成对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动调整了国家战略，大规模裁军，将国民经济资源集中到建设和民生。在国民经济基础充分夯实之后，再适时加强国防建设，补军事短板。这条先经济后国防、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协调之路是有效的。最近几年来中国国防建设投入较大，但还是属于补课性质。近期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与周边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在“一带一路”建设上还会遇到冲突，但是尽力用外交和平方式解决应是首选，军事只是一种威慑和备选。兵者，凶器也，应避之。面对挑衅，能够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大智慧，由此可以确保中国崛起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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