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世界经济在总体上延续了2017年的扩张势头，但背后的分化却显著不同于2017年。种种迹象表明，需求管理政策支撑的扩张周期达到顶峰，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期已经到来。各国所展开的不仅是短期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竞争，更看重的是具有长期导向的技术和产业竞争以及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竞争。

宏观经济形势分化国际金融风险加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OECD）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在3．7％左右。考虑到全球金融状况收紧及其引发的风险和资产价格调整、贸易摩擦加剧及其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政策和地缘政治冲突以及部分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速实属难得。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分化趋势。美国经济增长依然比较强劲，而日本、欧元区、英国乃至OECD整体经济增速均明显回落。这与2017年的广泛且同步复苏态势形成反差。

宏观经济形势分化导致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势的差异。2018年12月19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2018年的第四次加息。2018年12月13日欧洲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基准利率不变；虽然按计划于12月底结束资产购买计划，但承诺继续维持有利的流动性条件和提供充足的货币支持。2018年12月20日，日本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且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强有力的宽松政策。2018年12月20日，英格兰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同时维持现有的资产购买规模。

美国的经济表现和货币政策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反差，这不仅使美元持续升值，还导致国际市场上融资条件收紧、风险偏好下降和资产价格的急剧调整，金融风险随之显著上升。特别是部分经济和金融脆弱性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信用状况和资产负债表质量下降，跨境资本流入逆转并导致资产价格和汇率的急剧调整。债务问题、资本流出、资产价格剧烈调整以及货币贬值等因素叠加，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金融动荡。

需求扩张周期结束新一轮制造业竞争开启

在危机后的复苏进程中，主要发达经济体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加之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参与率下降，潜在经济增速下降。2018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均显著收窄。在失业率方面，美国创下了过去20年的最低点，OECD整体创下了过去30年的最低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缺口均由负转正，劳动力市场出现供给紧张状况。这些都意味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已经接近充分发挥。

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各经济体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尤其是提高生产率增速。生产率增速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给定技术下的结构调整。从历史经验看，具有突破意义的技术进步通常来自制造业，而且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也依赖于制造业提供的设备和工具。在缺乏突破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那些能够更有效利用现有技术前沿的先进制造业，同样有助于生产率增速的提高。在美国政府发布的《先进制造业领先战略规划》中，先进制造业被看成经济繁荣、国家安全和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无论是为了提高潜在增速，还是为了提升国际影响力，各国都会越来越关注前沿技术的竞争，并且主要表现为先进制造业的竞争。

就业目标的改变也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竞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就业目标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转向“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通过就业稳定性和薪酬的提高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活动。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就业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薪酬。以美国为例，制造业全职等价就业的占比高于全职和兼职就业的简单数量占比，服务业刚好相反；2017年制造业全职等价就业的平价工资为6．9万美元，服务业全职等价就业的平均工资为6万美元。不仅如此，先进制造业还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每1个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就业岗位能为其他部门带来4个以上就业机会。

先进制造业之争将引发各国政策重心的转变。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先战略规划》中强调“本土供应链”“购买美国货”和“公平贸易”等，这些都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内向性特征。先进制造业的培育和发展及其对其他部门外溢效应的发挥，都依赖于制造业供应链在国内的延伸。为此，各国日益重视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构建，逐步从以需求管理为中心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转向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中长期政策，政策的内向性和竞争性显著提升。

多维利益竞争致使政策摩擦复杂化和长期化

由于在源头缺乏具有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全球产业链的延长和动态升级趋于停滞，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竞争以及政策摩擦加剧。这是服务于长期战略利益的竞争，所带来的政策摩擦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可预见的是，未来大型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和策略会越来越多地超出贸易领域。在经济、金融、科技、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这一倾向尤为明显。特朗普政府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并提出“利用一切手段帮助美国企业和个人展开全球竞争”的贸易政策原则。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政策手段绝不会局限在传统经贸领域。通过立法变革、机构调整和出口管制清单调整，美国正在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和筛选，强化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封锁。基于其国内立法越来越频繁地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些都成为美国获取更大经贸利益以及维持技术和产业领先优势的手段。

现有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对于各国短期经贸利益和政策选择的协调能力已经不足，对于各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和政策选择的协调更加无能为力。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转向区域和跨区域贸易投资协议，力图在地区层面上构建新的国际规则。在现有规则陈旧或缺失的情况下，争端解决机制的效力丧失是无法避免的。这凸显了改革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各国对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短期内达成协调一致的难度很大，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之争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规则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市场行为，更重要的是能够改变各国基于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并对最终的利益分配产生深刻影响。短期内，国际规则影响一国能否从现有竞争优势中充分获益；长期内，国际规则影响一国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竞争优势。因此，各国所参与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还有政府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竞争。

国际规则之争将使贸易摩擦和冲突更加复杂化和长期化。一方面，旧规则的效力显著下降，新规则尚未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缺乏来自多边体系的有效约束。另一方面，保护主义政策成为某些国家争取国际规则主导权的手段和筹码。这在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过去两年，我们既看到了特朗普政府各种破坏现有国际规则的极端言行，也看到了美加墨自贸协定的达成、美韩自贸协定的升级以及美欧和美日自贸协定设想的提出。美国力图借助主动挑起的贸易摩擦及其后续的争端解决过程来构建更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仅是他国的报复与反制，还会在更多国家产生示范和传染效应。

调整政策思维应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

2018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我国经济依然实现了6．6％的增速，是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力量来源。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外部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一方面，世界经济增速的趋势性回落将从根本上制约我国经济的外需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各国围绕全球化收益分配、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以及国际规则等的竞争，将导致国际间的政策摩擦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顺应内生的改革需求，沿着既定路径稳步地将改革开放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这是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的根本之策。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变革研发创新活动的激励机制，构建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营商环境，夯实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微观基础。促进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加速转换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的进一步强化；坚定不移地推进和落实既定的深化开放战略，推动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升级；进一步降低外商投资壁垒；兼顾国际发展态势和国内自贸区的试点经验，完善国内规则和法律。此外，中国对国际规则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变化，不能单纯地充当既定国际规则的接受者；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中国要基于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遵循国内改革和开放的既定方向，在多边框架下或开放包容的双边与诸边框架下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政府采购、投资政策、数字经济以及包容性增长等方面，提出务实的“中国方案”。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9-02/14/content_744635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