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多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广泛的复苏势头。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速均有所提升，国内生产和需求、货币和金融条件以及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均呈现积极变化，为世界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支撑力量。服务贸易的扩张对全球贸易失衡的逆向调整作用不断强化，这有助于夯实世界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基础。但是，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几个重要风险点依然不容忽视。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过去几年中，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英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已由负转正。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成员整体的产出缺口依然是负值，但缺口已明显缩小。这意味着，即便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政策的刺激效果也将会不断下降。不仅如此，负产出缺口的缩小还意味着进一步的政策扩张更容易带来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的风险加大。

??经济复苏带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持续下降。但无论是工资增长速度还是劳动收入份额，均没有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下简称“危机”）前的水平。2008年之前，虽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都有明显提高；2008年之后，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不同的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下降。

??有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贸易一体化的影响要小很多。因此，发达经济体需要的并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现实中基于不同政策的实施难度差异，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通常更容易成为发达国家政府的选择。特别是经济低迷时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显著缩小，缺乏必要的财政力量来帮助受到进口竞争冲击的工人、产业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就可能会成为政府解决短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首选。这就意味着，在发达经济体国内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存在贸易限制行动乃至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的可能性。

??“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导向在短期会更多地表现为美国国内制造业优先和美国国内工人优先，美国政府有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动机。这会带来更多的指向特定制成品出口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长远来看，美国资本全球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会改变，美国会不断地主动利用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来试探规则的界限和贸易伙伴的底线，以此来推动和主导国际规则的重新谈判和构建。考虑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其日益增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会助长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

债务风险与发展中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流动性环境，导致信贷规模迅速扩张。这有助于刺激总需求的增长，但也带来经济总债务率的提高，主要经济体的总负债率均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主要发达经济体总负债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政府债务的迅速增加，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占GDP的比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并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私人部门债务也有所提高，主要是政府债务增加的结果。

??在非金融部门负债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债务偿还负担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将显著增加。在当前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中，债务负担问题尚不严重。一旦出现普遍的货币政策紧缩和利率上升，总体债务负担将会迅速加剧，有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发达经济体总债务率的上升主要是政府债务迅速增加的结果。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力度下降，甚至是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央行对政府债券的购买规模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及其支撑的总需求扩张是否可以持续？基于美元的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美国政府债券被认为是国际金融市场上最后的安全资产，美联储的逐步退出对市场总需求的冲击相对较小。但是在其他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政府债务存量已经很高的日本与财政尚未统一的欧元区，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严重。

??从危机以来的情况看，家庭借债行为并没有更加谨慎。发达经济体家庭债务占GDP比重的中位值从52%升至63%，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指标从15%升至21%。一旦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环境趋紧，高利率与高债务水平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偿债负担的急剧上升，资产价格的逆向调整使得抵押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家庭将被迫进入激进的去杠杆过程。如果这一激进调整进程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带来的破坏性作用可能会更大，因为新兴经济体缺乏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的市场手段和制度安排。

??如果说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环境是整体债务水平上升的源头力量，那么，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兴起的收益追逐行为则多倍地放大了这一力量的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机构的研究，2016年下半年以来，市场波动性下降、美元贬值以及利差的持续存在，助长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收益追逐和风险承担行为，由于跨国和跨货币套利交易的收益空间显著扩大，国际资本重新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基金。随着美联储的“缩表”和提高利率，欧洲央行也寻求退出量化宽松。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快于市场预期，将会导致市场风险态度的变化和风险承担行为的急剧调整。这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证券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流动的突然停滞或逆转。

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与全球失衡演变的不确定性

??各种单边行动、双边行动和地区性行动不断出现，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特别是服务贸易成本，但是也增加了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关税为例，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限制性关税税率与各国实际关税税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G20国家中，发达经济体在WTO约束下的税率上限是5.3%，实际执行的最惠国税率是3.5%；发展中经济体在WTO约束下的税率上限是27.7%，实际执行的最惠国税率是9.5%。这就为相关经济体留下了大幅提高关税税率的空间。这为国际投资和贸易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各种平行的地区贸易或投资协定，带来了诸多潜在问题。第一，这意味着多重贸易规则体系的并存。不同的地区性贸易或投资协议之间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导致了全球规则的分化和碎片化。比如，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治理被分割成众多双边投资协定和一些没有统一范式的国际投资协定。第二，地区贸易协定不断扩展到多边贸易体系尚未触及的政策领域，国际贸易体系处于“两极化”的风险之中。传统贸易问题处于多边体系的监管之下，而国内规则协调和其他新的贸易问题则处于多边体系之外。第三，地区贸易协定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突破了多边贸易体系，但是还不具备WTO的法律效力和组织性，也缺乏多边体系来自规模和范围效应的约束力和内在稳定性。

??逆全球化、内向型政策导向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整体贸易政策环境的恶化，威胁着贸易的增长。各种在多边框架以外的分散行动，在改善特定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环境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规则的冲突和矛盾，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由于缺乏多边贸易体系的法律效力、组织性、约束力和稳定性，贸易环境的改善尚缺乏稳定的、统一的和可预期的制度基础，服务贸易扩张以及贸易失衡调整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长期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新周期”尚未真正开启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然面临的诸多风险并不是独立的。长期视角下的结构调整、增长动力再造、政策协调机制重构和国际经济制度变革等，尚在酝酿和发展进程之中。危机十年，世界经济的“新周期”尚未真正开启。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多方面应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风险。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可能带来的债务风险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中国在加快推进国内非金融部门去杠杆进程的同时，必须完善监控、调节和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手段，提高相应能力。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恶化的风险，中国需要认识到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将是常态化的。在此基础上，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应对。首先是要积极利用现有多边贸易体系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其次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的制衡力量，合理地使用国内立法和相关规则；再次，基于自身的实力地位以及责任和担当，多边行动、地区性行动和单边行动相互配合，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善，为国际贸易投资环境的改善构建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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