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中央最早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什么时候？如今再次强调具有什么意义？

　　李义平：经济发展方式我们从1995年就提出来要转变，那时候提两个转变：一个是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一个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15年过去了，现在还刻不容缓，说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历史上是短缺经济，不需要转换经济方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换是近30年的事，按照历史和逻辑，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追求速度，追求规模，资源环境也能够承受，产业层次也比较低，只需将国际产业转移承接过来就可以了，我们那时候是需要速度和规模，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整个都变了。现在我们的资源环境成本已经不堪重负，压力很大，我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而且严重依靠外需显得非常被动，我们的经济主要是靠天量的货币投入，而不是靠经济本身的活力，而经济本身的活力来源于体制，来源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已有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健康地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的既是一个已经刻不容缓的伟大的战略性任务，也是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战略式的目光。

　　《中华工商时报》：现在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李义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认为这个转变的总体思路就是一二三产业的和谐发展，适当地提高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的比重。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使我们的发展是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以持续的、稳定的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这应该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也是我们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要求。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深刻的，与经济形势相适应，与自主创新能力相适应，与世界经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中华工商时报》：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情况如何？

　　李义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提出一个概念就能转变的，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包括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干部而言，GDP等于政绩，政绩等于升迁，因此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追求GDP，这使得在整个收入分配中容易向政府倾斜，容易向企业的利润倾斜，而不是向劳动者倾斜，政府拿这个钱再投资保增长，它很可能就忽视了民生，在劳动投入和劳动分配方面就很少，投资多了产生的结果就是内需拉动不起来。内需拉不起来就需要外需，整个经济增长方式就转变不过来。

　　另外政府往往倾向于向一些并不急缺的生产线和基础建设去继续投资，而不是向那些急需的社会保障、民生、医疗、教育等投资，因为前面的投资可以增加GDP，后面的效果没有前面的明显，然后会通过地方保护、产能过剩重复建设，

　　同时因为对创新估计不足，产生一些为追求短平快不惜污染环境、不惜浪费资源进行重复建设的现象，创新的模式也没有得到转变。

　　《中华工商时报》：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么难呢？

　　李义平：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衡量的发展标准没有转变，不择手段，不计成本，很难顾及到民生，经济增长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除了数量的增长之外还包括社会的医疗保障、教育、休闲、公平、环境等等各个方面；二是科研体制的转变。创新很重要，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我们现在主要是跟着别人后面做，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要创新，就涉及到用人体制、风险投资基金和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创新和科研的体制和机制，要建立一个内生的、自主创新的体制；三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冲在第一线拼经济，本来应该由它们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基础科研、公共服务，包括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些却都做得不到位。政府可以制定规则，决定机制，但不应当决定哪个产业能够胜出，哪个产业就不行，所以政府的职能要转换，应该高瞻远瞩地指引确定一个方向，然后让企业去选择，真正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中华工商时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当前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

　　李义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转变体制机制。在体制上包括转变干部的评价机制、科研创新的机制，需要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功能准确定位。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修改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标准，要改变以GDP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摆脱经济“增长主义”。如果把经济增长本身作为目的，片面追求GDP的增长，那就成了“增长主义”，就会带来很多消极后果，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甚至会偏离经济增长的目的——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提高人们群众的幸福指数。不光是一个简单的GDP，还包括环境、社会公平、幸福指数，用这个去衡量干部的政绩，而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

　　另一个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服务，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人们安居乐业，企业奋发向上，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之下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经济自然会持续地高质量地发展。如果政府职能错位，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那就会产生许多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悖的现象，政府应着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放开民营经济的准入领域，如果民营经济能够在更为广阔的领域进入的话，很多东西可以转变，因为企业要进入会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它选择的项目就容易站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