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殊的时点会放大疫情的冲击

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并最终战胜疫情，必须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和聚集。春节期间，与节日相关的人员流动和聚集活动基本停止，这直接冲击的是消费需求，特别是对服务业的消费性需求。虽然目前尚无完整的统计数据，但是所有人对此都有切身感受，在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以及各种娱乐活动上的消费支出大幅下降。考虑到消费需求在我国总需求结构中的地位提升，以及服务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提升，加上每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对消费需求和服务业增长的高敏感性，此次疫情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会显著大于根据历史经验所做的分析。

一季度由于春节因素和季度因素的叠加，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通常处于年内高点。2015年以来，每年一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年内4个季度的均值；2015年至2019年，一季度的最终消费贡献率比年度均值高出8.9个百分点。在最终消费率这一指标上，以2010年为转折点，之前是持续10多年的下降，2010年的48.5%是历史低点；之后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0年至2018年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在最终消费率持续上升的大趋势中，一季度的消费贡献率是最高的，因此此次发生在一季度的疫情对整体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

短期看，在需求方面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特别是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和批发零售等行业。2010年以来，服务业占我国GDP的比重持续上升，2015年首次超过50%，2019年达到53.9%。分季度看，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一季度通常是年内最高的；2011年至2019年，一季度服务业的贡献率比年内4季度均值高出2.9个百分点。因此在这个时点上，当疫情引发的需求冲击主要作用于服务业时，疫情对对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较大。

二、疫情冲击从需求侧向生产侧的扩展

疫情爆发的时点和防控措施出台的时机，使得冲击从需求侧扩展到生产侧。人员返岗受阻，生产投入以及最终产品的运输受限，意味着疫情带来的冲击已不再是单一的需求冲击，而是从需求到生产投入的多重冲击。一旦从需求侧扩展到生产投入乃至整个生产过程，疫情的影响就在短期内从局部领域传播和扩散到更多的领域，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随之放大，同时也可能带来更长时间的滞后影响。

疫情的爆发和各种防控措施的密集出台，没有阻断人员离岗返乡的过程，而是阻断了返乡人员回流工作地点的过程。春节前的最后几天，相关的严格管控措施才开始出台和生效。此时，节前的人员流动大多已经完成。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相关数据，从1月10日春运开始直至1月22日（腊月二十八），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当日发送的旅客人次，与2019年春运同期相比仍然是正增长的。1月23日（腊月二十九）相关数据才开始出现同比下降，1月24日（腊月三十）同比下降2.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节后人员流动的停滞。全国铁路、公路、水路和民航的旅客量发送量同比大幅下降，并且降幅不断扩大。从正月初四到初九，同比下降幅度从76.2%逐步扩大到86.3%。因此，受影响的主要是节后的人员流动。

节后人口流动受阻使得很多企业难以按时复工。在我们调查的173家企业中，有49.7%的企业面临生产员工和管理人员无法返岗的问题。不仅如此，各地限制人员流动的交通管制，影响的不单是人员本身，而是整个交通运输过程。在防控疫情和维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之外，其他物资的运输都受到严重影响。企业恢复生产不仅面临人员难以返岗的问题，还面临零部件、原材料和机器设备难以及时获得的问题。调查发现，49.7%的企业因上游企业不能开工而无法获得零部件和原材料，26.6%的企业受制于运输管制而无法获得必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25.4%的企业受制于运输管制而无法顺利发货。这就意味着，疫情的影响已经从需求侧扩展到生产侧，并且在生产侧沿着供应链向下游扩展。

三、经济维度下的政策重点应该是降低疫情的滞后影响

在疫情过去之前，防控疫情是重中之重，必须是最优先的考虑，这是完成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前提。那么，经济维度下的政策重点就应该是防止疫情的短期冲击演变为更长时期的滞后影响。

在需求和生产的单独或共同作用下，一些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疫情使得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暂时被抑制，企业未能迎来预期中的销售旺季和收入增长。但是许多企业在节前为了迎接预料中的销售旺季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包括装修、备货和宣传推广等，为此投入了大量预付成本甚至负债。疫情的爆发使得需求骤降。在此背景下，前期的预付成本以及日常的债务利息、人员工资、场地租金和各种税费等刚性支出，使得很多企业的生存已经成为大问题。以餐饮业为例，原材料、房租支出和人力成本是三项最大的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75%左右。短期中，餐饮业的营业收入要回到常态的75%应该是不可能的，从而无法覆盖成本支出。随着疫情冲击从需求侧扩散到生产侧，越来越多的在需求层面没有受到直接冲击的企业，也开始出现生产经营困难。调查发现，60.7%的企业在有订单的情况下受疫情影响而无法正常生产，82.1%的企业面临营业收入下降和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在面临短暂的生产经营困难时，企业可以用账上资金应付日常的刚性支出，进而维持基本的生存和日常运转。但是，这种状况能够持续的时间很短。在我们调查的173家企业中，有20.2%的企业账上资金最多只能支撑1个月的时间，23.7%的企业账上资金只能支撑1到3个月。这就意味着，如果需求和生产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不能恢复正常，就会有很多企业将面临倒闭的风险。6.9%的企业受疫情影响可能会倒闭，31.8%的企业经营暂时停顿，26%的企业勉强维持经营。在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下，经营不善或缺乏需求的企业退出市场，新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这种正常的企业更迭过程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在灾害性事件的冲击下，市场上正常的企业更迭过程趋于停滞，已有企业退出所带来的不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是整体经济中资源配置机制的失能。面对需求骤降、人员难以返岗、零部件和原材料难以运达等问题，新企业很难伴随已有企业的倒闭而创立，已有企业倒闭后的空白无法被填补。疫情过后，新企业的进入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空白期意味着疫情冲击的影响被放大和延长。

目前，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自身，都在为企业的逐步且有序复工复产创造条件。必须认识到，在国内需求被疫情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事实上是无法复工复产的，不能简单粗暴地要求其复工复产。对于这类企业，政策重点是帮助其维持生存，避免疫情成为正常市场机制以外的企业淘汰机制。在此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是短期中的成本和损失分担问题。需要通过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手段，在全社会分担和稀释疫情的影响，同时需要鼓励和引导成本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理分担，包括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以及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担。这样才能避免因疫情冲击过度集中在少数行业或企业而带来的“超调问题”。在调查的173家企业中，25.4%的企业希望得到贷款展期或贷款贴息，34.7%的企业希望政府允许其实行阶段性灵活薪酬方式，41.6%的企业希望政府提供房租和水电费等补贴，54.3%的企业希望得到稳岗补贴，60%以上的企业希望政府提供阶段性的税费减免。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对策都是维持经济社会正常运作和企业生存的应急性举措，而不是经济刺激政策。

在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的过程中，除了保障抗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的企业以及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企业，还需要重点关注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企业。对于国外市场需求很容易发生更迭或转移的企业，必须创造条件恢复生产和供给。过于2年中，世界经济格局的趋势性变化叠加贸易摩擦以及各国政策内向性的提高，欧美发达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降低对我国供应链的依赖，对我国的外部需求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形成了冲击。受疫情影响，很多出口企业难以顺利复工复产。虽然可以通过保险和申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来缓解订单违约带来的成本。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国外客户必然会竭力在我国之外寻找替代性供给来源，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如果这种状况的持续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我国的很多出口企业逐步失去国际市场。一旦失去国际市场，重新进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过去的研究表明，在退出国际市场后，想要再次进入国际市场可能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价值链日趋拥挤的今天，一旦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被国外企业取代，可能意味着永远退出国际市场。由此带来的冲击也会长期化。

为此，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条件下，必须创造条件有序恢复这类企业的生产和供给，这既是维持企业生存的必要手段，也是维持国际市场粘性和避免全球供应链的急剧调整。首先，由政府相关部门对接人员流入地和流出地，特别是非疫情重点地区。设定流出前的缓冲观察期和流入后的缓冲观察期，经过这两个时期后，员工就可以顺利回归工作岗位。其次是员工返岗后的防控措施，包括工作场所内的防控、生活场所的防控以及通勤过程中的防控措施。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防控技术和防控物资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在我们调查的173家企业中，24.3%的企业希望政府帮助调配口罩酒精等复工所需防疫物品，17.9%的企业希望政府加强对企业疫情防控的指导。第三是外地员工返岗后的住宿问题。在很多城市，很多社区对人员进出施加严格限制，特别是对租房户，甚至不允许其返回所租的房屋。这是企业和员工无法克服的困难，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这种问题。此外，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暂时在工作场所周边就近安排企业员工的集中居住，政府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对接相关资源，并且适度分担企业员工暂时集中居住的成本。

总之，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分担和稀释疫情冲击带来的成本，避免因疫情冲击过度集中在少数企业和行业而带来“超调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国内市场需求被疫情暂时抑制的企业，重要的不是推动其复工复产，而是帮助其维持生存。对于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特别是出口型制造企业，如果不能逐步恢复生产和供给，国际市场需求将会发生转移。一旦因疫情而退出国际市场，想要再次进入是非常困难的。政府部门需要从复工审批、员工返岗和复工后的防控等方面创造条件，逐步恢复这类企业的生产和供给。这样才能避免疫情在短期中带来过大的经济社会影响，才能避免疫情的短期影响长期化。在此基础上，等疫情过去，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向好的内在基本力量才能顺利发挥作用。

（文章来源于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