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受到各界广泛持续关注，但是很多就业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却是一些矛盾和背离的现象。在这样一种噪音和分歧之中要把握就业的趋势和政策走向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大家对于中国就业指标没有托底很忐忑。为什么对于不托底这么忐忑？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在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300万以上规模的基础上还要出台稳就业的政策？为什么我们要在前8个月完成800多万新增就业的基础上还更进一步的聚焦未来的就业问题？这种焦虑来源于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就业相关的各类指标参数政策不进行托底。我们看到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不随GDP增速变动，稳定在4%的水平。所以失业率已经不成为我们在宏观研究和宏观预测中间的一个核心指标。

二是城镇调查失业率与宏观经济之间的一致性不足。这两年国家统计局为了弥补登记失业率指标的缺陷又推出了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调查失业率今年1月份飙升至5.3%，随后几个月又出现了回落，7月份又回升到5.3%，而一个调查数据抽样构成的经济指标的科学性实际上需要有一个周期的检验。

三是PMI里面的从业人员参数与求人倍率走势分化。PMI从业人员参数已经持续低于50%的枯荣线，表明我们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但是一些其他的就业指标，例如求人倍率，一季度、二季度求人倍率依然在1.28倍。就是用工需求是劳动供给的1.28倍，并且同比还在上升，一些特殊行业求人倍率能够达到1.8倍、1.9倍。

四是人民大学跟智联招聘也发布了一个季度失业率，数据反映失业率波动也不是很剧烈。

从这些就业参数来看，会发现它们本身的一致性很差，与宏观经济的一些基准参数一致性也很差。因此我们经常到外面跟一些企业家、政府官员进行交谈，说我们目前形势很好，调查失业率依然在政府控制的5.5%这个目标值下，也有人说形势很差，PMI就业率的参数一直低于50%，造成了大家对就业形势的判断不一致。

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就业趋势变异很大。举几个例子，1995年、1996年整个城市的用工很紧缺，农民工到城市像潮水一样涌去，还不能满足当时GDP高增速的需求。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下岗潮、返乡潮。2007年我们的招工难、用工难、用工贵，工资上涨速度比较快，但到了2008年下半年又出现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政府还在提双防，到下半年就变成了对经济的担忧，大规模的失业潮。当时对广州火车站农民工每天返乡的数量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如果再不进行全面强刺激的话，如果不稳定我们短期总需求的话，中国的就业会出现崩溃性的下滑。这也是我们在2009年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去年7月30日政治局提出六稳，把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让人猜测中国会不会出现前几轮经济下行周期出现的就业趋势的跳跃性、突发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们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团队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另外2006年、2008年农民工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大幅度上涨，中国也到了路易斯拐点，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弹性无穷大的状况被改变。

我国在过去这10年出现了就业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的拐点性的大变化。2013年劳动力人口总量到达顶点，2014年流动性劳动力出现负增长。劳动供给到顶点，但同时技术冲击很猛烈，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下，技术替代劳动力已经发生革命性的质变，劳动生产效率本身提升得非常快。供需两侧的拐点同时到来带来了很大的迷惑，中国到底是招工难、招工贵、用工难、用工贵还是会有总体性的失业？这时候我们要分析供给性的拐点性变化和需求性的拐点变化到底耦合度有多强？匹配性有多强？这种匹配性会不会在一定的时期发生一种总体性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主要重点。但目前我们指标、数据缺失，导致现在在复杂形势下对就业趋势难以进行判断。

经济内外压力下，就业形势比大家预期的情况要乐观。首先大家高估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和就业的影响。有人预期我国一些超级企业和大量的外向型企业要倒闭，进而引发失业率上升。但事实上这一年多并未出现超级企业的倒闭，并且1到8月份我们出口同比还增长了6.1%，进口增加了1%多，进出口总量增加3.6%。前8个月新增城镇就业还在800万以上，全年预计还会在1300万以上。就业质量来说，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月薪已经达到了6906元，同比增长了10.2%，并且现在大陆的月薪已经超过台湾大学生新入职的月薪了。

对于就业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都出现变化，我们必须充分的研究供给拐点和需求拐点之间的耦合性，而不能单方面进行判断，另外还要注重研究的深入程度和过滤噪音。我们还必须要剔除在分析和研究中间的一些噪音。例如PMI指数全称叫“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它反映的是制造业，制造业即使在我们增长不错的时候也是劳动力分流的主体，现在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传统的40%下降到30%左右的水平。制造业景气程度不能代替中国的景气程度，更为重要的，现在劳动力的风向指标在于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另外也有人拿智联招聘的数据和人社部的求人倍率来说事情。求人倍率是到人才市场去登记的，一般反映的是蓝领用工的情况；智联招聘反映的是白领的群体为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指标的抽样都具有一些局部性。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就业的时候，不仅要深入研究，更重要的要剔除这些噪音。

我们不仅仅要关注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也要关注短期的总量性问题。因为总量性问题目前依然是最为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大国博弈的关键时期。川普很得意的就是美国经济不错，因为美国3.6%的失业率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了。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的举措来进行稳就业的布局，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已经针对就业开了好几次。很多专家讲这个有必要吗？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有底线思维。我们在目前这个贸易战和内部攻坚战的双重压力下，底线思维一定要加强。当然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目前在这一块来讲虽然做过很多，但是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实际上是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对于用工制度的改革，对于社保体系的建设，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内涵，这些问题不是小问题。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环境里面，中国的一些就业战略、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略微保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期，这个关键期不仅体现在我们供给的拐点性变化和我们需求的拐点性变化，同时还反映在我们总体环境、总体需求大的变化上。要应对这种变化，在就业上面一定需要有一定的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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