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含义

工业革命开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从此纵向演化的现代化过程和横向比较的现代性特征分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并且排序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现代化过程中的落后历史形成中国经济时至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而历经无数仁人志士的艰苦努力和曲折探索，经济现代化成为中国命运的自觉民族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和执政的庄严政治承诺和不懈奋斗目标。从上世纪50年代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到上世纪80年代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再到今日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人民共和国的70年经济建设历史始终贯彻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线、目标和任务。

相当于传统经济的停滞性，现代经济本质上是进步的。罗斯托定义经济起飞，相信经济起飞后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而国际收入是可收敛的。然而，反观经济起飞后的中国经验，上世纪50年代、60年、7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几度波折，与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绝对和相对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次贷危机后实际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再次面临能否以及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挑战。在国际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型结构中，各国相对国民收入有更大的可能性向下退步而不是向上进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危险不是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的长期停滞，而是滑落至低水平均衡并且累积循环。推进高质量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最重要和迫切的实际原因和现实意义就是中国经济体系的可持续增长能力重新获得、培育和增强。

二、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国际经验

世易时移，21世纪的现代经济体系自然具有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经济特点，例如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例如知识创新的首要作用，例如生态和谐的极端重视，均反映人类社会的经济发达和精神文明最新高度。进一步深入到发达经济体的微细层次，可以列举、描述和概括现代经济体系的更为具体和丰富的结构特征，也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要经验证据。

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学习和借鉴过程中，正如需要避免曾经过度模仿的现代化陷阱一样，也需要避免可能反向学习的后现代陷阱，警惕浪漫主义的传统社会想象、生态主义的经济增长批判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政策立场。传统社会的各种积极因素可以创造性转换而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并不排斥伴随东亚模式复兴的儒学传统以及当代社会治理发掘的传统乡村资源。后顾是为了前瞻，回到传统社会不是解决各种现代化问题的合理选择。虽然公开反现代化的浪漫主义在人文领域以外影响甚微，但是隐蔽反现代化的生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以所谓先行国家的后现代理论和先锋经验名义，误导和干扰经济发展的理论取向和政策制定。

人本和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成果。维护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不能否定其中人类的中心地位，也不能以不可知论消极对待现代经济发展的不确定领域，从而否定和放弃主观能动的经济发展政策。多元性和多样性不是反对现代文明的理由，后现代性也不是反对现代化的理由。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后，在高国民收入水平上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下降，并非提供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据的基数与速度、效益与速度、质量与速度替代规律。高质量的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是宏观经济稳定、微观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公平的，而中国经济的快速现代化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最本真要求。

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已经创造并且将继续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与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中国学说共同发展而相辅相成。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所构造的普遍理论，从中国道路到中国模式的理论化以及从特殊理论到普遍理论的一般化，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的成长方向。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次序。曾经设想的中国经济超阶段发展战略，如在劳动密集型阶段后跨越资本密集型阶段而直接进入技术密集阶段，或者在轻纺工业阶段后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加工度阶段，仅限于学术讨论和思想实验而未予实践。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出现，也从另一视角反证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现代化过程的循序渐进性。所谓第n次工业革命和第n次现代化，只是以小时间尺度细分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并非对现代经济趋势和阶段的颠覆性变革。伯南克调和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将华盛顿共识归结为经济转型目标而将北京共识归结为经济转型路径，认为北京共识的成功实践不是证伪华盛顿共识，而是证实华盛顿共识是现实可行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也应该在现代化的道路层面而不是目标层面上理解，将扩展和深化而不是反诘和否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基础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是不完备和不统一的。经济增长的事后核算方法非常成熟，工业革命如何发生这样的大历史问题却依然是所谓经济增长之谜。卢卡斯指出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是分裂的，马尔萨斯模型描述传统经济的低水平收入均衡现象，索洛模型描述现代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现象，但缺乏统一马尔萨斯模型和索洛模型从而能够描述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结构跃迁的一般理论以人口红利解释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历史而以人口老龄化预测中国低速增长未来，集中体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分析视角和悲观经济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间窗口，而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现代化进程是预期依存和政策依存的，面临悲观经济增长预期与消极经济发展政策交互作用而自我实现的现实危险。只有乐观预期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从而客观体认当前经济景气的萧条形势，克服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偏误，才能够确立“乐观预期+积极政策”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设计和实施更加积极的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和经济发展政策。

“现代化经济体系”专题全文转载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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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伟:《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发展理念的体会》，《管理世界》，2017(12), 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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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建昆：《现代化经济体系八大横向核心子系统建设重点研究》，《经济纵横》，2018（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18（11）。

5.  吴汉洪：《市场监管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学习与探索》，2018（6），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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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学国，杨芳：《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新时代逻辑内涵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8（5），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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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尊信，孙良柱：《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特征与建设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18（5），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18（8）。

10.季晓南：《加快建设适应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探索》，2018（3），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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